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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基因锻造中国核工业“摇篮”


创新基因锻造中国核工业“摇篮”

在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媒体记者参观中国实验快堆。记者 才扬 摄

创新基因锻造中国核工业“摇篮”

我国第一台回旋加速器。记者 王璐 摄

北京西南郊的房山区,有一座因核而建的小镇——新镇,被誉为我国核工业“摇篮”和“老母鸡”的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下称“原子能院”)就坐落于此。

87岁的苏兴普经常在原子能院生活区里散步。62年前,当他“一头雾水”地从东北连夜调往北京时,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乃至后辈的命运会与中国的核事业紧密相连。

彼时,这里还是荒郊野岭,1958年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的建成,开启了中国的原子能时代,于敏、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陈芳允、钱三强、彭桓武这些后来闻名中国、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在此“以身许国”。

如今,“一堆一器”都已安全停闭或退役。原子能院已拥有自主研发的“多堆多器”,实现多元化应用,还先后派生或援建了14个核科技骨干单位,上万名科技人才从这里奔向全国,中国核工业走出了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创新之路。

“一堆一器” 开启中国原子能时代

走进原子能院科研生产区中心位置,在一座红色的厂房前,一块三米多长、两米多高的蓝绿色“大块头”十分显眼,这便是我国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的主磁铁。穿过钱三强、王淦昌两位科学家雕像所在的花园,与之东西遥遥相望的是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

核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大型基础性核设施,中国的原子能时代,正是从这“一堆一器”开启。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核工业可谓是“一穷二白”。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的钱三强认为,要迎头赶上,应从基础研究抓起。但当时不仅科研人员极少,而且连回旋加速器、核反应堆等必要的设备也没有。

1955年,党中央作出了创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并决定从苏联引进一座热功率7000千瓦的重水反应堆和一台磁极直径1.2米的回旋加速器,在它们“安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原子能科学研究新基地,也就是今天的原子能院。

现年85岁的曾凤英曾担任专家翻译,她清晰地记得基地选址时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情形。“什么都没有,只能看到野草、泥土,还有很光滑的石头,就像过去河水从这里流过似的。”当时下起了大雨,车一下子陷到土路旁的玉米地里。

从1956年破土动工,仅仅两年多的时间,荒郊野岭间一座原子能科学城就拔地而起。“当时大家都很兴奋,很多人吃住都在工地上,入迷了。”中核集团首席专家、原子能院回旋加速器研究设计中心主任张天爵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回忆道。

这其中就包括苏兴普。此前在辽宁鞍山一家国企做技术安全科负责人的他,突然被领导找去谈话,“说是明天要调到北京工作,我问干什么工作,领导说到了就知道了。”晚上他坐着卡车到了原子能院,第二天报到时才知道,自己被安排负责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核辐射防护工作。“当时我对核知识一无所知,只能边干边学。”苏兴普说。

1958年6月,喜报接踵而至:10日,我国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第一次得到质子束并且到达内靶;13日18时40分,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首次达临界。9月27日,我国第一座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

83岁的原子能院正研级高工张兴治介绍,随着工作的推进,国内专家也有了一定底气,承担“一堆一器”继续运行和维修工作,做了大量的自主技术改进,提高了性能,扩大了用途。

58年前,25岁的他从北京邮电大学毕业来到原子能院,“专业不对口”只能从头开始学习。1969年,为了响应“两弹一星”的研制任务,需要对回旋加速器做改进,张兴治担任运行组长。“现在仍记得,操作台上那密密麻麻的近百个开关,这要求我们三个人必须要做到像一个人一样紧密配合,才能保证数据的精确性。”

比他晚两年到原子能院的张文惠研究员如今已81岁,他回忆称真正“吃透”第一座重水反应堆用了20年,后来该设施因老化面临技术改造,都是他和同事直接上手,其中关键的一环就是“换心”——更换堆芯。

历时一年零六个月,重水反应堆成功“返老还童”,性能得到提高,而经费投入只相当于新建一座反应堆的十分之一。1985年,这项改建工程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