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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出深山天地宽


搬出深山天地宽

俯瞰白沙生态搬迁安置点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搬出深山天地宽

白沙生态搬迁村银坡村。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搬出深山天地宽

白沙高峰村村民搬迁后子女将享受教育优惠政策。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很长一段时间里,鹦哥岭被动呈现出两种“分裂的形象”。

在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长刘磊和同事们的眼里,这里保存着华南地区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森林之一,无论从物种、生态系统,还是景观的多样性来看,都堪称“资源富矿”。

但同一片莽莽大山,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高峰村村民符国华眼里,却只有爬不完的沟坎和难拔的“穷根”。

一“富”一“穷”之间,交织出生态与贫困同心叠加的困境。

如何解局?始于2015年底的一次生态搬迁,让高峰村下辖的道银、坡告两个自然村30户142人实现下山安居,也让更多生活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内的百姓形成共识:下山,才是治本之策。

从白沙南开乡高峰村到五指山市畅好乡毛庆村,再到东方市东河镇苗村,对这些位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内的村庄,政府的生态搬迁工程在持续深化,通过人口转移、生态修复、政策扶持、完善配套政策等措施,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意蕴渐趋清晰。

山路难行

发展与保护之矛盾何解

尽管搬下山已经3年多了,年近六旬的符国华依旧会每天骑上摩托车,一头扎进鹦哥岭的深山里。6月2日,身为鹦哥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的符国华巡山时,特地拐到了保护区腹地的道银村原址。他惊讶地发现,村民搬走后,这里成了野生动植物竞相生长的天堂,“以前还没注意过,原来我们老家的山上这么美。”

在黎语里,“道银”是一千捆稻的意思。这个听起来就很富足的村庄,却和高峰村下辖的方通村、方老村、方红村、坡告村其他4个自然村一样,是白沙偏远穷困的村庄。

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符国华熟悉每一座山头的地形,却找不到一条像样的路。“山上只有人踩出来的路,经过雨水冲刷,像牛背一样难以落脚。”符国华说,过去,他和乡亲们跋山涉水,步行六七个小时,同一条河蹚过五六次后,才能抵达40多公里外的南开乡政府。

因为山路难行,村里的孩子大部分只读了小学或中学,便在家务农。上山打猎,开荒种山兰稻、橡胶,甚至挑上几筐猪崽上山养……村里人什么活都干,可再能吃苦,也只够解决温饱。

“高峰村人口一度达到一千多人,但人多地少,大家每天都吃不饱。”原道银村村民符金海回忆道,在生存压力下,高峰村曾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尝试过两次扶贫搬迁,但因搬迁目的地土地有限,后续产业未能及时跟上,不少村民又搬回了大山。

政府尊重村民们的选择,将水泥路从县城修至方通村、方老村、方红村,又于2013年投资375万元,启动了什富村至道银村的沙土路工程,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行路难的问题,但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之间的矛盾却始终未得到根本解决。

随着政府封山育林政策的落地,以及2004年鹦哥岭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成立,打猎、砍树等传统生产方式不再被允许。为改善村民们的生活条件,保护区通过推广林下套种技术、共管林果合理采摘等举措,促使绝大部分百姓与保护区之间的关系,由“对立”转为“盟友”,但仍有极个别思想传统的村民,还延续着旧的生产生活方式。

刘磊坦言,高峰村地处核心保护区,即使村民转变生产生活方式,人类活动也难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在重重矛盾与种种尝试之后,生态保护区的百姓究竟何去何从?

重启搬迁

村民迁出大山实现全脱贫

解开穷锁,是从一纸生态搬迁方案的下发开始的。2015年底,白沙县政府发布了生态搬迁方案,全面实施对道银村、坡告村30户142人的生态搬迁工作。

有了两次整村搬迁的失败先例,如何避免村民回迁、返贫的历史重演?总结经验教训,经过反复论证,白沙的生态搬迁工作终于有了新思路:利用县域资源就近安置,每户村民分配一套住房;人均安排10亩橡胶林,每户提供一个护林员的工作岗位,扶持发展其他产业;制定搬迁户家庭子女高中教育免费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不到一年的时间,一座崭新的现代化黎族风情村寨在山外重建。道银、坡告两村也合并为银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