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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与家:中国人的房子观念和婚恋逻辑


  中国人素来颇看重家庭观念,无论是“修身齐家”的立世之道,还是儒家思想影响家国同构关照下的忠孝节义观,无不是以家庭结构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而“家”作为中外文学创作的经典母题,一直以来长盛不衰。

  撰文 | 唐娒嘉

  刚刚过去的周末,热播剧《我的真朋友》迎来了大结局。

  《我的真朋友》以单元剧形式展开,以上海为背景,以“爱与家”房产中介公司中的一对欢喜搭档程真真与邵芃橙为中心,围绕不同客户与房子之间展开了各种故事。

房与家:中国人的房子观念和婚恋逻辑

  《我的真朋友》剧照 。

  剧集的主题之一,显然是房子与家的各种纠葛。顾名思义,“房子”指称的是一个具体的空间存在;而“家”则更多地关涉情感联系。自然,我们常常听到对房价高企的感慨,这感慨背后,正是对于“房子”仅仅作为一个符号存在的不满。我们想让“房子”更多地成为“家”,成为一个有温度、有感情的场所,而非只是一个空间。

  从这部热播剧出发,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房子问题、家庭问题,更是背后所牵涉出的婚恋观念、育儿观念以及爱,如何才能让“房子”变成“家”?

  “房子”如何成为“家”?

  《我的真朋友》中,不少剧情设置极富典型性,恰恰映射出了现今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严重的“中产焦虑”和儿童成长危机等问题。剧中的一对杨姓夫妇为了将自己还在上幼儿园的儿子艾文培养成神童,不仅全方位安排和填满了儿子的学习生活,更不惜大额举债,只为购得重点学校周边的学区房。而儿子艾文却在父母的过高期待和严苛要求下患上了焦虑症,开始出现情绪易怒、暴力等倾向。

  在剧中,耐心劝诫父母多关注儿子成长的程真真和邵芃橙,被孩子父亲指称为“儿子,别让这些社会底层人的话干扰到你。”言词间颇有几分来自中产阶级的志得意满,但讽刺的是,中产阶级的“虚荣”似乎很难长久,一回到家里,杨太太就开始抱怨丈夫收入有限,房子首付还差很多。而孩子的焦虑症正源自于父母的重度焦虑,也生动展现了陷于职场与家庭之间左支右绌的城市中产不堪重负的真实心理状态。

房与家:中国人的房子观念和婚恋逻辑

  《我的真朋友》剧照。

  而对于孩子的成长而言,也许重要的并不是“学区房”,而是来自“家”的温暖与陪伴。孩子的健康成长需要父母的关注与参与,不可替代的日常相处才是作为“家”的题中应有之意。“爱与家”的公司命名,即已直露地表明了这家房产中介公司的野心与追求,而全剧正是以“爱”之名,且是以最平凡、最日常、最普通的爱的各种形态,使得我们居住的“房子”不再只是“房子”,而召唤出了“家”的属性。

  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曾言及:

  “城市生活的整一化以及机械复制对人的感觉、记忆和下意识的侵占和控制,人为了保持住一点点自我的经验内容,不得不日益从‘公共’场所缩回到室内,把‘外部’世界还原为‘内部’世界。”

  而相较于外部公共空间而言,内部世界即指向更为个人化、私密化的家庭空间。若在此一意涵上加以审视,“房子”也就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建筑空间的概念,而成为了勾连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单元,更直接关涉着有关阶层分化、代际婚恋观、中国人的幸福感等社会问题。

房与家:中国人的房子观念和婚恋逻辑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德] 瓦尔特·本雅明 著,王涌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版。

  从“房子”到“家”:“爱的哲学”是最关键的情感经验 

  词典中对于“房子”的原初界定,指称的是一个具体的空间存在物。在空间概念上“房子”自然比“家”之概念涵盖更广,不仅仅是家庭空间,一切包括医院、学校等在内的社会公共空间在物理意义上都可被称为“房子”。但由于“房子”的建造者和使用者——人的存在,使得作为人类固定居存空间的“房子”以亲缘关系为纽带建立日常相处,从而被延展出了“家”的意涵,“房子”在这一维度上,也常常作为“家”的隐喻而存在。当我们言及“家”时,所想到的大多不会是冷冰冰的钢筋水泥构筑的空间范畴,而更多是一种有温度的超实体的精神象征与情感联结。也许在“家”的另一头,连接的是童年的老屋、父亲的背影、母亲的唠叨以及爷爷与黄狗。